近期，杭州、广州、青岛、北京、上海等地频现公积金贷款难，多个城市的公积金出现缓贷甚至断贷的现象，部分城市甚至出现了“挤提”。分析认为公积金贷款难因为今年以来，楼市火爆导致刚需恐慌性购房，在短时间内集中了大量的公积金贷款需求，一冷一热反映了现存公积金制度存贷不畅的弊端。对于贷款难与无法提现的人群而言，对于现有的公积金制度心存不满。

公积金贷款与普通的商业贷款不同，是上世纪90年代，在当时“房改缺钱”背景下建立的，初衷是通过建立强制性、互助性的基金，服务于住房保障的目标。在商业住房信贷几乎空白的情况下，公积金为居民提供的住房按揭贷款，在推进住房商品化改革中功不可没。但在住房商品化改革已经完成的新形势下，现行公积金制度与互助性、保障性的目标渐行渐远，角色也日趋边缘化，以至于到了讨论其去留存废的地步。

市场经济日益成熟的今天，住房公积金这种带有“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理想难以照进现实。据说最初设计时也从民间标会的运作模式得到启发，利用参与者在资金使用时间的错配，实现内部资金的低成本融通。随着市场的发展，目前市场环境中，买房的机会并不是人人有份，大部分公积金缴存者，从未得到过公积金的贷款支持因此提取现金、低息贷款的好处，主要由买得起房的资金使用者得到，而由此产生的成本，则通过多数缴存者的资产缩水来分担。

公积金制度化初衷的设想是，几乎所有的工薪阶层都可以通过这项制度受益。可是公积金贷款有额度限制，一般较难申请，支持中低收入职工购房的效果不明显，今后住房公积金在运作中应向中低收入家庭提供更多的便利。

公积金这项本应起到为中低收入者“托底”作用的保障性社会制度，在现实中往往异化演变为先贷先得，“穷人补贴富人”的单向补贴甚至逆向补贴，互助性无从谈起。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建立公开规范的住房公积金制度，改进住房公积金提取、使用、监管机制。

分析认为，改革公积金管理体制，首先应该解决架构问题，现在的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是个“不伦不类”的机构，应该废除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作为管理者的制度模式，将其改成独立的“住房银行”，按照社保基金的运作模式设置监管和投资体系。“住房银行”如同政策性银行的模式，纳入金融机构的主流监管体系，受银监会监督。给“住房银行”投资资本市场的一定权限，以提高目前惨淡的收益率，解决资金沉淀问题。同时，在公积金的使用和提取上，一定要方便产权人，尊重产权人的基本意愿，而不是无视产权人的意愿去投资保障房。

此次之外住房公积金也成为很多国企事业单位滋生贪腐的重点区域，吉林烟草工业公司给职工缴纳天价公积金事件，说明住房公积金缴存应区别情况“限高保低”。对财政供养人员的缴存可以适当“限高”，对一般企业职工缴存应“保低”，以维护其权益。对那些高收入群体只要其收入合法、公开透明、非“隐形”且按政策规定缴存并对超额部分依法纳税，没必要“限高”。

住房制度改革作为一个系统工程，不仅需要住房公积金制度的改革完善，同时也需要多方面的综合配套改革。比如政府公共财政应加大资金投入，通过建设保障房和廉租房解决低收入群体的住房困难；银行也应该对老百姓的基本住房需求提供贷款倾斜和适当的利率优惠。住房公积金制度本身难以承担起所有老百姓的住房需求，这是住房公积金制度不能承受之重。住房公积金发展进程与现实不相匹配，已远远滞后于经济发展的步伐，不能满足公众对其服务的要求，所以改革势在必行。